清代前期，中国传统史学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嬗变的端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局势的转变，史学研究发生明显的分化。面对内忧外患，史学家思考如何在“现代”中保存传统，在西学东渐中坚守固有的历史话语表达方式，因为这些传统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民间习俗、民族观念，而且意味着民族存在的基石，保存历史记忆、焕发民族情感成为史学的重要使命，希望通过对历史的追述，引发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中国近代社会所遇到的巨大冲击，历史传统与时代脉搏的互动，使近代史学带有十分鲜明的特色。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史学以其深厚的根基和卓荦的成就，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的强烈震撼下，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重新思考，而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下，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

一、晚清史书自注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学者们放眼望去，痛心地发现“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1](《凡例》P7)。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学术界不得不放下传统的“天下”观念，放宽眼量，关注中国以外的广阔世界，关注长期以来被忽略的边疆史地，历史研究兴趣也随之转变，他们以历史著述来介绍外国知识，宣传边疆历史文化，以期增强民族自信，激发社会担当意识，推动社会进步。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来概括清初、乾嘉和晚清这三个时期的学术特点，一个“新”字，形象地反映出道光、咸丰以后学术走向的特点。“在史学界所引起的反应，则为对于近现代史的重视和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国外形势研究的加强”[2](P180)。夏燮、张穆、徐继畬、黄遵宪、章炳麟、夏曾佑等人在著述中自觉运用自注，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史学在变迁的过程中，积极寻找一种继承与发展、恪守与超越的最佳途径，“这一时期的史学向正统史学的回归和正统史学精神的复兴，对于全面认识古代史学的精神风貌有一定作用，它也使史家的学术研究由纯粹考据更广泛地引向史学著述，为后来超越古代史学体系提供了必要的阶梯。”[3](P60)一些通史(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边疆史(如张穆《蒙古游牧记》)、世界史(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国别史(如《日本国志》)、政论史论(如章炳麟《訄书》、梁启超《新史学》)等方面的著作，在体裁、体例等方面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且逐渐实现了从“华夷”向“中西”话语转型的历史性跨越。梁启超说：“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徐松龛《瀛寰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自注：“魏书道光二十二年成六十卷，二十七年刻于扬州，咸丰二年续成百卷。徐书作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刻成于二十八年”。[4](P284)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多处使用自注，并且在两篇凡例中具体说明其使用自注的情况，如第一篇凡例：“于所引之书，皆于其下作一记号”，这样便于读者知其出处。至于“不作记号者，皆二十四史之文，因是编以二十四史为底本，故不复注其出处也”。对于这段文字，夏曾佑随文细字作注予以说明：“其正史与他书交错于一处者，仍注出处。其一节中征引过繁者，均注出处于本文之下，不复编号，以省错误”[5](P5)。第二篇凡例中说：“本篇时代较近，诸人之字号籍贯，大都可考，今皆随文注明，唯两汉不及添注，另作附录于后”[5](P6)。在强调国家领土完整、传播世界知识、论证社会改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活动中，学者们自觉运用自注来保存资料，延伸正文的内容和涵义，深入阐发自己的见解，充分发挥了史书自注的作用，丰富了自注的内容。

二、清朝后期史书自注的特征

(一)宣传主权思想和爱国观念

瞿林东先生认为，清朝后期史学的演变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二是传统的历史变化观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成了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论上的依据；三是传统史学中朴素的历史进化观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6](P739)《海国图志》所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一直影响到其后的数十年，很多先进的中国人按照魏源的自强思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梁启超认为，《海国图志》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4](P284)。《瀛寰志略》卷三以按语的形式表达对周边威胁的深沉忧虑，“英人之取印度也由海，俄人之窥印度也由陆，论巧则俄不如英，量力则英不如俄，两国之在西土，可称劲敌。数十年后，当不知作何变动矣”[1](P104)。这段描述“给中国的士大夫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由于西方列强的到来，在中国大陆的周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孱弱的国家是无法抵挡西方的猛攻的。除非中国采取果断行为，更有力地组织起来，否则，在印度不久之前发生过的，在中国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7](P87)。面对列强的觊觎，徐继畬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研究“瀛寰”多样的地理环境、社会风貌、历史变迁及发展现状，不仅提供世界知识，还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中国的发展提供思路，研究者认为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主张对外开放的爱国主义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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